博文
来自: 枫林仙 时间: 2009-05-04 14:56
话题: Re:这学期的第一封来信！
caronline：
你好！五一快乐！
回复迟了，请包涵。
我参加过几次所谓的学术研讨会，这种会议水平参差不齐。难保一定会有什么收获。研究生如何申请参加，我不了解，没法提供什么信息了。你最好向你的老师打听这个事。
关于读书，你说得太笼统了。如何评估读书的质量，这要看你对读什么书，怎么读，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三点来判断。
一般来说，如果是经典性的著作，要反复读，是否能对其中的道理理解得融贯，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准。
如果是一般的入门性的或者普通的研究性著作，那要看是否能理解其的基本知识和论证过程。 如果只是浮光掠影地看着玩儿，那就无所谓了。
除了孤立地读这些书之外，重要的是能否在想问题时把所接触过的知识触类旁通地联系起来。同时，能够意识到在知识积累和理解上的不足，以及确定自己的关注重点，从而有目的有系统地积累知识扩展眼界。
没有知识根本谈不上什么像样的反思。以学启思，以思启学。
我最近太忙，没有关注什么东东。只是在读米塞斯的《社会主义》一书。 祝好！
学祺！
老枫
2009年5月4日星期一
信件长沙游
李老师：
上周四晚我们一行十人去往湖南韶山、长沙，昨日晚11点返校。仅三天的时间，感慨良多。 毛泽东故居的那个小池塘，晚上过去的时候会泛起浅浅的月光，那些泥土的气息散发的味道让人觉得一代伟人也是如此真实。长沙马王堆汉墓绢丝制品、雕刻在瓷器上精刻生动的人物、“天上人间”的帛画以及“辛追”夫人（女尸）如说令人震撼却是不得不让人震撼。岳麓书院“唯楚有才”文人闲士，确实称为最古老的大学。橘子洲头的静谧舒适、美味的湘菜，这些无一不透露着长沙这所城市的底蕴。在我看来，它融合了南北方的差异，灵秀而不失大气，实乃天杰地灵。 后一天的行程在火车上，十人团坐，畅谈游历感受。我发觉在每个稍显稚嫩的脸上，其实都是一部个人奋斗史。我的同学是如此优秀，每个人是如此闪耀。 这次出行对我意义很大，包括对人生也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 短短数语，愿与老师分享。
伦静
上周四晚我们一行十人去往湖南韶山、长沙，昨日晚11点返校。仅三天的时间，感慨良多。 毛泽东故居的那个小池塘，晚上过去的时候会泛起浅浅的月光，那些泥土的气息散发的味道让人觉得一代伟人也是如此真实。长沙马王堆汉墓绢丝制品、雕刻在瓷器上精刻生动的人物、“天上人间”的帛画以及“辛追”夫人（女尸）如说令人震撼却是不得不让人震撼。岳麓书院“唯楚有才”文人闲士，确实称为最古老的大学。橘子洲头的静谧舒适、美味的湘菜，这些无一不透露着长沙这所城市的底蕴。在我看来，它融合了南北方的差异，灵秀而不失大气，实乃天杰地灵。 后一天的行程在火车上，十人团坐，畅谈游历感受。我发觉在每个稍显稚嫩的脸上，其实都是一部个人奋斗史。我的同学是如此优秀，每个人是如此闪耀。 这次出行对我意义很大，包括对人生也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 短短数语，愿与老师分享。
伦静
2009年4月11日星期六
从公民角度去看草根文化
晚上要去参加新闻学院的学术沙龙《草根——媒体文化》，以下为关于这个话题的思考。
从公民角度去看草根文化
2005年底，我在做网络信息这块，从论坛的风起云涌、博客的兴起以及之后的胡戈“馒头”事件炒作等等，我开始接触了这样一个词语—— 平民或是“草根”。伴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媒体——个人网络发布平台，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媒体方式的多重选择开放成为培植草根文化的土壤。
郭德纲、山寨延至今年的小沈阳现象。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在娱乐至死的年代——我们寻觅鳌头，既是把草根文化推向高潮的所谓“把关人”，同时也不自觉轻而易举地成为被娱乐化的因素。
下面我从公民这个角度来谈如何看待这种草根文化。
1草根文化的兴起，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掌控话语权的不仅仅是政府、媒体，更已是每个公民，每个个体。在一个讲究平等的市场经济社会，草根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他们有如同精英的能力——完全能够解构或是重构文化。
媒体文化中出现草根、山寨不管其根源如何深厚，原因多层次多复杂，我们都应承认它是社会文明开放的产物，作为社会，除了应给予草根文化包容，还有就是信心。面对一个非成熟新生物，我们是没有理由去完全扼杀。
2现代法制社会，赋予个体一个鲜明的词汇“公民”。作为有权利发表自己看法和观念的个体，更应具有公民的品质，在享受权利的同时更应有承担义务的勇气。如果只考虑（多数人即是）权利，那就是如同某个随时兴起而又随时淹没的互联网论坛，混杂着不负责任的言论，成为一时情绪宣泄，具有不坚定性漂移性。这时候，就需要合理的引导甚至是强行管制。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对于这个话题很多同学都承担着双重身份：一个是公民，一个是未来的媒体人。
3<不再孤独的喧嚣———献给2008年记者节>南方都市报的社评
媒体就是社会的声音。
声音就是世界的希望。
有存在就有声音。
有声音就有一切。
声音五彩缤纷，世界因此而美丽。
声音参差不齐，人们因此而幸福。
不要试图去消灭它们。包容，尊重，倾听，理解，思考，然后发出你自己的声音。
从公民角度去看草根文化
2005年底，我在做网络信息这块，从论坛的风起云涌、博客的兴起以及之后的胡戈“馒头”事件炒作等等，我开始接触了这样一个词语—— 平民或是“草根”。伴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媒体——个人网络发布平台，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媒体方式的多重选择开放成为培植草根文化的土壤。
郭德纲、山寨延至今年的小沈阳现象。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在娱乐至死的年代——我们寻觅鳌头，既是把草根文化推向高潮的所谓“把关人”，同时也不自觉轻而易举地成为被娱乐化的因素。
下面我从公民这个角度来谈如何看待这种草根文化。
1草根文化的兴起，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掌控话语权的不仅仅是政府、媒体，更已是每个公民，每个个体。在一个讲究平等的市场经济社会，草根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他们有如同精英的能力——完全能够解构或是重构文化。
媒体文化中出现草根、山寨不管其根源如何深厚，原因多层次多复杂，我们都应承认它是社会文明开放的产物，作为社会，除了应给予草根文化包容，还有就是信心。面对一个非成熟新生物，我们是没有理由去完全扼杀。
2现代法制社会，赋予个体一个鲜明的词汇“公民”。作为有权利发表自己看法和观念的个体，更应具有公民的品质，在享受权利的同时更应有承担义务的勇气。如果只考虑（多数人即是）权利，那就是如同某个随时兴起而又随时淹没的互联网论坛，混杂着不负责任的言论，成为一时情绪宣泄，具有不坚定性漂移性。这时候，就需要合理的引导甚至是强行管制。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对于这个话题很多同学都承担着双重身份：一个是公民，一个是未来的媒体人。
3<不再孤独的喧嚣———献给2008年记者节>南方都市报的社评
媒体就是社会的声音。
声音就是世界的希望。
有存在就有声音。
有声音就有一切。
声音五彩缤纷，世界因此而美丽。
声音参差不齐，人们因此而幸福。
不要试图去消灭它们。包容，尊重，倾听，理解，思考，然后发出你自己的声音。
2009年4月10日星期五
2009年4月9日星期四
报告——党内民主
本周二民主政治课上的报告
参看了些资料
党内民主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证和法制保障。”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既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又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不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政治体制改革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事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要坚定不移，又要积极稳妥，特别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二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三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四是建立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党内民主问题
中国特殊的党政关系模式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内民主建设在整个国家民主建设和政治改革中处于特殊重要的地位，甚至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而中共的先进性和党员构成的精英化特点，也决定了党内民主应该比国家民主发展得更快、更充分、更完善。因此由党内民主来带动和推进国家民主和政治改革，是一条合乎国情、切实可行的路径。但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看，党内民主并没有发挥推动国家民主的应有功能，特别是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严重滞后，制约着新世纪中国政治改革与民主政治建设。 ( http://www.tecn.cn )
首先，党内选举制度流于形式。党内选举制度是党内民主制度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选举制度虽有所突破，如从举手表决改为投票选举，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差额选举等。但党内选举仍存在严重缺陷。 ( http://www.tecn.cn )
1.选举中的长官意志。按照《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生。”这就是说，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都应是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的党员选举产生的。但在实际运行中，人选实际上早由上级部门或个别领导圈定，投票只是一种形式。 ( http://www.tecn.cn )
2.对差额选举限制多，实际上多为等额选举。中共从1987年起就开始推行了对中共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改变了以往数十年一成不变的等额选举方式。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用差额选举的办法产生，结果若干中央提名的候选人，包括个别重要干部，未能顺利当选中央委员。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仍有一些党的重要官员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被“差”掉。中共中央在选举方式上的这一变化，堪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目前党内差额选举的比例很小，且只限于对中央委员的选举之中，而且还是在“预选”中，（注：胡伟：《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开发中国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对于各级党的主要领导机构和主要领导成员的选举，通常仍然使用等额的方式，这是党内民主无法落到实处的一个重要因素。 ( http://www.tecn.cn )
3.党的基层组织任期模糊，常常超过党章的规定。有时基层组织任期已满，但经常以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为借口，随意推迟选举。有些基层组织在换届时，明明有条件进行民主选举，却偏偏要由上级党委任命产生领导人，甚至连投票选举的形式都可置之不顾。（注：孙关宏：《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是体制内民主化的切入点》，《探索与争鸣》1999年第7期。）
其次，党代会权力流失，按照《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它产生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产生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1982年前称“主席”）。但实际上正好相反，一般是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会领导政治局的工作，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又领导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而中央委员会的实际作用又远远超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形成一个权力不断向上集中、向下辐射的科层制的金字塔结构。究其原因，从历史上看，中共是在极其险恶的斗争环境中按照列宁的建党模式建构其组织体系，强调高度集中和高度统一在当时是唯一的选择。建国以后，又由于极“左”指导思想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因而未能及时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党内高度集权的一元化体制被沿袭下来，并在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中不断被强化。 ( http://www.tecn.cn )
从操作技术上看，全国党代会通常5年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一般一年召开一次，它们显然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闭会状态，很难履行职责，自然就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主政。再从人数上看，全国党代会代表多达一两千人，中央委员会人数也在一两百人左右，加上候补委员多达300人左右，且分散于全国各地，又各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因此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难以开展。而政治局委员一般在20人左右，常委更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而且一般都在北京，便于及时高效地工作。于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便成为中共事实上的领导中枢。久而久之就容易模糊甚至颠倒党内的授权关系。
第三，家长制盛行。早在1962年，毛泽东就曾说过：“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毛泽东把那种“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第一书记称为“霸王”，认为他们连封建时代的某些帝王还不如。（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0-821页。）《党章》更明确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从政治学的学理上看，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度（党委制）属于典型的委员会制，其特征是：第一，委员会的成员权利平等，一人一票，每票等值；第二，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委员会集体讨论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共同作出决定；第三，委员会负责人有权召集或主持会议以及主持日常工作，但无权单独决定重大问题；第四，委员会所有成员对委员会作出的最后决定都负有共同责任。（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页。）然而，这一集体领导制度在实践中常常受到扭曲。各级党的主要领导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发号施令、独断专行的家长制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1957年以后，随着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日愈严重，他拥有了凌驾于全党之上的不受制约的权力，致使党的集体领导变成个人领导，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变成没有民主的集中制，变成了个人高度集权的家长制。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又得不到及时制止的主要根源之一。正是基于对其危害性的深刻体认，邓小平多次指出：“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说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注：王贵秀：《任重而道远--我国政治体制的演变与改革50年反思》，《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9年第12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家长制现象有所改观，但各级党的领导人权力过分集中、不受制约因而以家长自居的现象仍未从根本上改变，家长式的人物在党内绝非另类，这导致权力对党的严重腐蚀以及削弱党与其基本群众（广大普通党员）的政治联系，降低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号召力。
第四，党内监督机制不健全。在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对权力监督首先是对中共监督，从可行性的角度看，加强党内监督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权力过分集中的党的领导体制却削弱了党内监督功能。具体地说，中共党内专司监督职能的机构是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它成立于1978年，当时一方面想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而不受制约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建立在中共老一辈革命家个人品质的基础上的，这就决定了我国初始的党内监督体系，从它的诞生到组织构成以至于投入实际运作，都必须赖于从中央到地方、由上级到下级的势能作用，借助于人的自觉程度特别是党的领导层的自我约束来实现的。虽然党的十二大确立了纪检机构由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方式，但纪委并不向产生它的代表大会负责，而是向同级党委负责。因为地方各级纪检机关的人员编制、各项经费、干部任免等都归同级党委（党组）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讲，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在实践中，很难对同级党委，尤其是对大权在握的党内第一把手实行真正的监督。尽管按规定，上级纪委可以监督下级党委负责人，但往往是“看得着、管不着；管得着，看不着”，只要不发生重大问题，仍处于“虚监”状态。
党内民主 (俞可平)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是当代中国的实际权力核心。因此，党内民主实际上也是国家核心政治权力内部的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最终目标，但在现实政治条件下，没有党内民主就难有人民民主。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民主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党内民主的发展过程。被视为改革开放标志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一次党内民主的盛会，也是“文革”结束后党内正常民主生活得到逐渐恢复的标志。在过去30年中，党内民主的不断加强，是我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突出成就。首先，全党对党内民主重要性的认识取得高度一致，党的十六大首次明确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并且很快成为全党的共识；其次，初步确立了党内民主的制度框架，除了多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章程》外，还先后颁行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等一大批行之有效的党内民主法规。第三，党内选举的民主性、公共性明显加强，党员干部的差额选举、县级以下党代表的直接选举、干部任免的票决制等重大改革开始陆续试行；第四，党的代表大会的作用不断增强，许多地方开始推行党代会常任制和党代表任期制；第五，党务公开和党内监督取得实质性进展，党内情况通报制度、重大决策公示制度等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党内民主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还不完善，特别是实现党内民主的一些具体操作机制还缺乏，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监督还存在许多制度性的漏洞，等等。发展党内民主的重点，应当是进一步完善党内民主制度，特别是制定一些切实有用的具体程序和规程，保证党章规定的民主权利得以真正实现。
参看了些资料
党内民主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证和法制保障。”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既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又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不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政治体制改革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事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要坚定不移，又要积极稳妥，特别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二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三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四是建立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党内民主问题
中国特殊的党政关系模式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内民主建设在整个国家民主建设和政治改革中处于特殊重要的地位，甚至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而中共的先进性和党员构成的精英化特点，也决定了党内民主应该比国家民主发展得更快、更充分、更完善。因此由党内民主来带动和推进国家民主和政治改革，是一条合乎国情、切实可行的路径。但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看，党内民主并没有发挥推动国家民主的应有功能，特别是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严重滞后，制约着新世纪中国政治改革与民主政治建设。 ( http://www.tecn.cn )
首先，党内选举制度流于形式。党内选举制度是党内民主制度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选举制度虽有所突破，如从举手表决改为投票选举，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差额选举等。但党内选举仍存在严重缺陷。 ( http://www.tecn.cn )
1.选举中的长官意志。按照《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生。”这就是说，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都应是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的党员选举产生的。但在实际运行中，人选实际上早由上级部门或个别领导圈定，投票只是一种形式。 ( http://www.tecn.cn )
2.对差额选举限制多，实际上多为等额选举。中共从1987年起就开始推行了对中共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改变了以往数十年一成不变的等额选举方式。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用差额选举的办法产生，结果若干中央提名的候选人，包括个别重要干部，未能顺利当选中央委员。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仍有一些党的重要官员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被“差”掉。中共中央在选举方式上的这一变化，堪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实质性的突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目前党内差额选举的比例很小，且只限于对中央委员的选举之中，而且还是在“预选”中，（注：胡伟：《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开发中国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对于各级党的主要领导机构和主要领导成员的选举，通常仍然使用等额的方式，这是党内民主无法落到实处的一个重要因素。 ( http://www.tecn.cn )
3.党的基层组织任期模糊，常常超过党章的规定。有时基层组织任期已满，但经常以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为借口，随意推迟选举。有些基层组织在换届时，明明有条件进行民主选举，却偏偏要由上级党委任命产生领导人，甚至连投票选举的形式都可置之不顾。（注：孙关宏：《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是体制内民主化的切入点》，《探索与争鸣》1999年第7期。）
其次，党代会权力流失，按照《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它产生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产生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1982年前称“主席”）。但实际上正好相反，一般是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会领导政治局的工作，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又领导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而中央委员会的实际作用又远远超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形成一个权力不断向上集中、向下辐射的科层制的金字塔结构。究其原因，从历史上看，中共是在极其险恶的斗争环境中按照列宁的建党模式建构其组织体系，强调高度集中和高度统一在当时是唯一的选择。建国以后，又由于极“左”指导思想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因而未能及时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党内高度集权的一元化体制被沿袭下来，并在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中不断被强化。 ( http://www.tecn.cn )
从操作技术上看，全国党代会通常5年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一般一年召开一次，它们显然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闭会状态，很难履行职责，自然就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主政。再从人数上看，全国党代会代表多达一两千人，中央委员会人数也在一两百人左右，加上候补委员多达300人左右，且分散于全国各地，又各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因此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难以开展。而政治局委员一般在20人左右，常委更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而且一般都在北京，便于及时高效地工作。于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便成为中共事实上的领导中枢。久而久之就容易模糊甚至颠倒党内的授权关系。
第三，家长制盛行。早在1962年，毛泽东就曾说过：“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毛泽东把那种“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第一书记称为“霸王”，认为他们连封建时代的某些帝王还不如。（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0-821页。）《党章》更明确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从政治学的学理上看，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度（党委制）属于典型的委员会制，其特征是：第一，委员会的成员权利平等，一人一票，每票等值；第二，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委员会集体讨论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共同作出决定；第三，委员会负责人有权召集或主持会议以及主持日常工作，但无权单独决定重大问题；第四，委员会所有成员对委员会作出的最后决定都负有共同责任。（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页。）然而，这一集体领导制度在实践中常常受到扭曲。各级党的主要领导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发号施令、独断专行的家长制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1957年以后，随着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日愈严重，他拥有了凌驾于全党之上的不受制约的权力，致使党的集体领导变成个人领导，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变成没有民主的集中制，变成了个人高度集权的家长制。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又得不到及时制止的主要根源之一。正是基于对其危害性的深刻体认，邓小平多次指出：“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说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注：王贵秀：《任重而道远--我国政治体制的演变与改革50年反思》，《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9年第12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家长制现象有所改观，但各级党的领导人权力过分集中、不受制约因而以家长自居的现象仍未从根本上改变，家长式的人物在党内绝非另类，这导致权力对党的严重腐蚀以及削弱党与其基本群众（广大普通党员）的政治联系，降低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号召力。
第四，党内监督机制不健全。在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对权力监督首先是对中共监督，从可行性的角度看，加强党内监督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权力过分集中的党的领导体制却削弱了党内监督功能。具体地说，中共党内专司监督职能的机构是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它成立于1978年，当时一方面想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而不受制约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建立在中共老一辈革命家个人品质的基础上的，这就决定了我国初始的党内监督体系，从它的诞生到组织构成以至于投入实际运作，都必须赖于从中央到地方、由上级到下级的势能作用，借助于人的自觉程度特别是党的领导层的自我约束来实现的。虽然党的十二大确立了纪检机构由党的代表大会产生的方式，但纪委并不向产生它的代表大会负责，而是向同级党委负责。因为地方各级纪检机关的人员编制、各项经费、干部任免等都归同级党委（党组）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讲，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在实践中，很难对同级党委，尤其是对大权在握的党内第一把手实行真正的监督。尽管按规定，上级纪委可以监督下级党委负责人，但往往是“看得着、管不着；管得着，看不着”，只要不发生重大问题，仍处于“虚监”状态。
党内民主 (俞可平)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是当代中国的实际权力核心。因此，党内民主实际上也是国家核心政治权力内部的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最终目标，但在现实政治条件下，没有党内民主就难有人民民主。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民主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党内民主的发展过程。被视为改革开放标志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一次党内民主的盛会，也是“文革”结束后党内正常民主生活得到逐渐恢复的标志。在过去30年中，党内民主的不断加强，是我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突出成就。首先，全党对党内民主重要性的认识取得高度一致，党的十六大首次明确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并且很快成为全党的共识；其次，初步确立了党内民主的制度框架，除了多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章程》外，还先后颁行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等一大批行之有效的党内民主法规。第三，党内选举的民主性、公共性明显加强，党员干部的差额选举、县级以下党代表的直接选举、干部任免的票决制等重大改革开始陆续试行；第四，党的代表大会的作用不断增强，许多地方开始推行党代会常任制和党代表任期制；第五，党务公开和党内监督取得实质性进展，党内情况通报制度、重大决策公示制度等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党内民主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还不完善，特别是实现党内民主的一些具体操作机制还缺乏，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监督还存在许多制度性的漏洞，等等。发展党内民主的重点，应当是进一步完善党内民主制度，特别是制定一些切实有用的具体程序和规程，保证党章规定的民主权利得以真正实现。
我们是这样的青年
校宣传部约稿，难度不小，我已经动不得笔了。
我们是这样的青年
——寄语贵大青年
青年，一个风华正茂的名字。
青年总让别人羡慕。但他们的特质却不在于年龄优势，也不在于旺盛精力，而在于无限的可能、持久的好奇和惊人的创造。无论愿不愿意，历史必将从朝气蓬勃的他们眼前经过。青年就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来必将交到青年手中，责任也将落到青年肩上。正因为这样，这个群体总是被寄于厚望，被希望做得更好。
将这些厚望理解为指导建议也好，揣测为忠告警言也罢，就是别的什么结论也没关系。百年传承，薪火不熄。作为责任公民的贵大青年，应该带着尊敬、谦和以及理解学会倾听，倾听这些前辈的心里话。我们不应该苛求，哪怕是寥寥数语也要认真对待。
作为贵大青年，将怎样度过这几年？作为寄语的内容，读书和践行屡被提起，品德和智慧也被一并倡导。过来人一再叮咛，唯恐倾听者疏忽大意或不屑一顾。其实，前辈之所以这般恳切，不是青年人因阅历尚浅而意识不到，而是切实执行的力度远远不够。
比如说，大学阶段应该读什么书、应该怎样读？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在专业领域，钻研地再深入也不为过，但仅仅强调它又有所偏颇。文理虽有别，读书无禁区。我们理应对人类智慧的积累保有足够的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如果不分学科背景，视野宽度都能延至人文、社科、自科，那就会轻易摆脱单向度的乏味和僵硬。心灵不会是乏味枯萎，而将是活泼生动。在相互借鉴参照的过程中，获得超出预想的灵感也成为可能。这种充实感或许将一直伴随下去。无论将来从事什么，我们都将找到这样那样的乐趣。
举一即可反三。读书当然包括课本以外的“书”，践行也绝不单指种种直观表现。再次品味那些前辈的那些寥寥数语，内容却多了起来。勤奋和机遇，理想和现实、归属感和个体价值、批判性和建设性，越发思考内容越多。
法无定法，是为法。越是尊敬言之切切的前辈，就越要亲力亲为，用实践去检验、补充和修正既有观念。青年是无数个生动多样的个体，不是抽象的群体。每个人的感悟不尽一致，探索的路径也绝不会简单趋同。但在不断创造、追求幸福和渴求自由上，我们是一致的。正因为这样，彼此间的相互慰藉和勉励才显得必不可少。
努力做些改变，是时候了。
我们是这样的青年
——寄语贵大青年
青年，一个风华正茂的名字。
青年总让别人羡慕。但他们的特质却不在于年龄优势，也不在于旺盛精力，而在于无限的可能、持久的好奇和惊人的创造。无论愿不愿意，历史必将从朝气蓬勃的他们眼前经过。青年就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来必将交到青年手中，责任也将落到青年肩上。正因为这样，这个群体总是被寄于厚望，被希望做得更好。
将这些厚望理解为指导建议也好，揣测为忠告警言也罢，就是别的什么结论也没关系。百年传承，薪火不熄。作为责任公民的贵大青年，应该带着尊敬、谦和以及理解学会倾听，倾听这些前辈的心里话。我们不应该苛求，哪怕是寥寥数语也要认真对待。
作为贵大青年，将怎样度过这几年？作为寄语的内容，读书和践行屡被提起，品德和智慧也被一并倡导。过来人一再叮咛，唯恐倾听者疏忽大意或不屑一顾。其实，前辈之所以这般恳切，不是青年人因阅历尚浅而意识不到，而是切实执行的力度远远不够。
比如说，大学阶段应该读什么书、应该怎样读？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在专业领域，钻研地再深入也不为过，但仅仅强调它又有所偏颇。文理虽有别，读书无禁区。我们理应对人类智慧的积累保有足够的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如果不分学科背景，视野宽度都能延至人文、社科、自科，那就会轻易摆脱单向度的乏味和僵硬。心灵不会是乏味枯萎，而将是活泼生动。在相互借鉴参照的过程中，获得超出预想的灵感也成为可能。这种充实感或许将一直伴随下去。无论将来从事什么，我们都将找到这样那样的乐趣。
举一即可反三。读书当然包括课本以外的“书”，践行也绝不单指种种直观表现。再次品味那些前辈的那些寥寥数语，内容却多了起来。勤奋和机遇，理想和现实、归属感和个体价值、批判性和建设性，越发思考内容越多。
法无定法，是为法。越是尊敬言之切切的前辈，就越要亲力亲为，用实践去检验、补充和修正既有观念。青年是无数个生动多样的个体，不是抽象的群体。每个人的感悟不尽一致，探索的路径也绝不会简单趋同。但在不断创造、追求幸福和渴求自由上，我们是一致的。正因为这样，彼此间的相互慰藉和勉励才显得必不可少。
努力做些改变，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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